[這是對東北無政府主義者敖德薩台階的文章“我們不僅僅是我們吃的”的回复 。這些文章是關於參與式經濟學辯論的一部分 http://nefac.net/en/taxonomy/term/28.]

 

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一系列壓迫交織在一起的體制下:業主、經理和專業人士菁英階層對工人的統治和剝削;對婦女不利的性別不平等製度;將有色人種置於底層的種族等級制度;嚴格的異性戀文化對同性戀者的壓迫。最重要的是,保護精英利益的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國家機器,即使在所謂的“民主國家”,也不能真正由人民控制。

 

事情不一定是這樣的。人類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我們可以提前思考並制定行動計劃,以自我管理我們自己的活動。這就是人類自我管理的潛能。在我們可能因自​​己的願望而製定的計劃中,許多活動將不可避免地需要他人的幫助或涉及為了共同利益而共同努力。透過溝通和相互給予行動方案理由的來回過程,我們有能力相互協調和合作,共同進行自我管理。事實上,人類不僅擁有潛力,而且擁有 需要 自我管理自己的活動,透過自己規劃和控制的活動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但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共產主義國家,勞動人民都被迫工作以實現他人的計劃,並被精英階層的利益所剝削。這是對我們人類自我管理需求的否定。作為階級鬥爭的反獨裁者,我們建議用一種新的安排取代現有的統治制度,讓人們有自由的空間來發展自我管理的潛力,並控制自己的生活。不僅在社會生產中,也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下面我主要討論消除階級制度。我們需要記住,階級並不是壓迫的全部。

 

是什麼造成了階級壓迫?

 

是什麼造成了階級的劃分?資本主義內部的財產制度是根源之一。一個小投資者階層擁有建築物、土地、設備等。這個階層壟斷了生產我們生活所需物品的手段。我們其他人被迫將我們的工作能力出賣給他們的公司,在為所有者謀利的統治結構下工作。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主要是一種基於所有權的動態對立,是勞資之間的衝突。但實際上,成熟的資本主義中出現了第二個階級劃分的結構基礎,產生了第三個主要階級。

 

20世紀初,大公司聯合起來。這些公司有足夠的資源來嘗試有系統地重新設計工作和生產流程,攻擊工人在傳統工藝方法下行使的自主權和工作控制權。像弗雷德里克·泰勒這樣的「效率專家」主張將概念化和對決策的詳細控制集中在層級結構手中,從而將控制權從車間手中奪走。

 

1890 年代至 1920 年代期間,出現了一群新的職業經理人、工程師和其他管理專家顧問。我稱之為 協調 班級。 20世紀國家的擴張也促進了這個階級的成長。創投已經變得太大,政治經濟也太複雜,投資者階級無法自行經營一切。它被迫將權力領域讓給協調者階級。

 

協調者階級的社會權力不是基於生產性資產的所有權,而是基於對賦權條件的相對壟斷——對自己工作和他人工作的控制。工程師在設計軟體或實體工廠時以增強管理控制的方式參與對工人的控制。當律師幫助破壞工會或捍衛公司的合法利益時,他們幫助維持勞工的從屬地位。經理追蹤並指導我們的工作。

 

因此,資本家透過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來侵占財富的能力並不是資本主義下對工人階級的唯一系統性掠奪。資本主義系統性地低估了工人發展技能、從控制工作中學習、自己管理經濟的潛力。決策、專業知識和對他人工作條件的控制權屬於協調員階層。

 

而且,協調者階級有成為統治階級的潛力。這就是列寧主義革命的歷史意義。這些革命消滅了資產階級,但創造了一種新的階級制度,其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製、企業式勞動分工以及收入不平等的維持。工人階級仍然是一個被征服和剝削的階級。

 

協調員階級規則源自於列寧主義的戰略和綱領承諾。 「先鋒黨」的理念是,它集中專業知識並管理民眾運動,最終控制國家機器,然後透過國家自上而下地實施其計劃。

 

敖德薩的組織英國無政府主義聯合會(AF)並沒有「看到」協調員階層。敖德薩和AF缺乏旨在瓦解其階級權力的計劃。

 

參與式經濟學(parecon)包括許多確保工人解放的結構要素:

 

·         工業自治機構以工作場所集會的直接民主為基礎。

 

·         為了避免市場競爭,社會生產受到社會計畫的管理,由社區的工人和居民透過個人、工作小組和社區提案直接製定,並透過工作場所和鄰裡集會的聯邦系統闡明。

·                      

·         整個社會生產體系的建築物、土地、設備等,且屬於全社會共同所有。生產資源僅透過社會控制的計劃流程分配給自我管理的工人生產小組。

·                      

·         工人有權利設計自己的工作,確保任務和責任不會集中在菁英手中。所有工作都涉及一些生產的體力工作和一些概念性或控制性或技術性工作。這就是所謂的 工作平衡。工作平衡將由大眾民主工人組織控制,其目的是保護工人免受協調精英的出現。

·                      

·         收入不會以公司式階級制度中的資產所有權或權力為基礎。身體健全的成年人將根據他們在對社會有用的工作中的努力,賺取一部分社會產品供私人消費。

·                      

敖德薩拒絕工作平衡提議:

 

“假設我們不是試圖創造平等的就業機會,而是從人們(社會)平等的假設開始。”

 

但人們如何才能實現社會平等呢?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社會結構來確保這種社會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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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與耶穌一起狩獵鹿 喬·巴金特(Joe Bageant)說“那些在美國下層階級長大的人往往終生都會有階級意識”,我也是如此。高中畢業後,我在加油站工作了好幾年,然後被解雇了從那份工作開始,我參與的第一個工作行動之一。我逐漸靠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大學學業,並在70 年代初成為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組織第一個助教工會的最初小組的一員,我是其中的一家商店管家。 我在 60 年代末參與了反戰運動,並在那時首次涉足社會主義政治。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在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擔任助理教授幾年,並在那裡任教。邏輯和哲學,並在業餘時間幫助製作一份季刊無政府工團主義社區報紙。 八十年代初回到加州後,我擔任了多年的排字工,並參與了在舊金山成立一家週報的工會活動。 在大約九年的時間裡,我擔任無政府工團主義雜誌的志工編輯協調員 想法與行動 並為該出版物撰寫了大量文章。 自 80 年代以來,我主要以電腦產業的硬體和軟體技術作家為生。 我偶爾會兼職教授邏輯課。在過去的十年裡,我的政治活動主要集中在住房、土地使用和公共交通政治。 1999 年至 2000 年,當我所在社區發生大規模驅逐流行病時,我與反流離失所宣教聯盟 (Mission Anti-Displacement Coalition) 合作,進行了社區組織工作。 參與這項工作的一些人隨後決定採取一項策略,透過幫助現有租戶將其建築物轉變為有限股權住房合作社來獲得土地和建築物的控制權。 為此,我們建立了舊金山社區土地信託基金,我擔任該信託基金主席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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