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姆斯鮑德溫
現在普遍存在一種預設,即學者不再充當願意將其知識和專業知識與更大的公共問題聯繫起來的批判性公共知識分子。許多因素導致了這種所謂的退出對公共問題的發言,從學術專業精神的要求和對異議的壓制,到簡單地缺乏時間來處理此類工作。無可爭議的是,當談到扮演有興趣與更廣泛的公眾分享他們的想法、研究和政策建議的積極知識分子的角色時,進步學者的聲音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對於那些新自由主義和保守派批評者來說,這更好,他們堅持認為學術界必須保持中立、非政治性和專業性,否認政治在課堂上或在追求更廣泛的公眾關注的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可悲的是,對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學者提出最強的批評聲音來自普通公眾(他們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右翼將大學描述為左翼極權主義的溫床),他們團結起來對象牙塔精英進行解僱在一種既神秘又無關緊要的話語中說話和寫作。
接下來,我支持三個越來越不受歡迎的立場。首先,我認為學者應該扮演批判性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其次,我們必須否定一種流行的假設,即清晰度是衡量作家是否成功吸引受過普通教育的讀者的最終試金石。在這方面,我堅持認為,對清晰度的訴求已成為常識和「簡單」概念的意識形態煙幕彈,而這些概念已成為濫用語言作為受過教育的思想標誌的藉口。第三,我認為公共知識分子需要認真對待可及性問題,以便將理論嚴謹性與他們的努力結合起來,就當今最緊迫的問題向更廣泛的公眾進行有力和易懂的溝通。簡而言之,我想打亂公共知識分子的工作與所謂的簡單性之間的對立。問題不是一個或另一個——在令人費解的話語防火牆和消除複雜性的無摩擦話語之間進行選擇——而是公共知識分子麵臨的挑戰,即通過使用一種易於理解的語言而不犧牲理論嚴謹性來寫作來解決重要的社會問題。這項挑戰的背後是一個更大的政治項目,其中公共知識分子有責任共同致力於將語言作為實驗、權力、鬥爭和希望的場所,以建立更大的民主激發的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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