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急劇轉向經濟民族主義。它攻擊並破壞世界貿易組織、北約和聯合國。川普和其他高級官員明確侮辱了許多世界領導人。他徵收高關稅。官方聲明重申並維持了對中國、委內瑞拉、古巴和伊朗的冷戰式攻擊。川普公開與同樣強調白人至上主義和反穆斯林活動的民族主義者調情。
川普政權主要透過關註三個組成部分來消極地定義其民族主義:歐巴馬、歐巴馬醫改和全球化。這些才是它對美國社會的困擾、它最反對的「非美國主義」最指責的原因。川普派的反對派用薄弱的「哲學」理由來包裝自己。其中之一是透過對奧巴馬和所有與奧巴馬有關的事物的痴迷拒絕而表現出來的種族主義。必須同時明確否定種族主義,以便更好地掩蓋其隱性的、重複的運作。其二是原始的自由主義。它拒絕歐巴馬醫改,認為這是政府對個人自由的侵犯。第三個(部分源自於像史蒂夫·班農這樣的理論家)是對全球化的拒絕。這源自於川普對移民和中國的敵意,以及他多次援引的「美國優先」。
川普的民族主義是顯而易見的,但美國資本主義是否也變得民族主義了?
總的來說,美國雇主既不考慮也不關心種族主義。有些人用它來分裂員工,阻止他們在工作場所問題、工會、不受歡迎的政治倡議等問題上團結起來。大多數人都忽視它,除非嚴重的種族主義將受害者和反種族主義者帶到街上,威脅到他們的商業或經濟現狀。然後,反對種族主義的口號就開始流傳。公司大多透過重大公共關係努力進行表面調整。充其量,在種族融合和製度性種族主義極其緩慢的下降方面取得了一些真正的、通常是邊際的進步。
美國雇主不太關心歐巴馬醫改。他們知道並理解這是醫療工業聯合體認可的妥協方案。一方面,他們像往常一樣對加強政府在私人醫療保健市場的地位感到有點擔心。但也和往常一樣,當政府乾預使私人資本家受益時,他們會非常感興趣和支持。如果歐巴馬醫改能夠幫助將醫療保健費用從雇主轉移到公眾和員工身上,大多數雇主都會支持。再一次,企業對自由放任、保守、自由主義理想的反覆無常的支持可能而且將會激怒這些意識形態的倡導者。
雇主對川普政權轉向經濟民族主義更加擔憂和不安。它威脅到美國企業在海外商品和服務生產以及全球供應鏈上本已龐大的投資的獲利能力。這可能會導致海外市場上的外國競爭對手比活躍或有興趣的美國跨國公司更佔優勢。全球化意味著私人資本主義公司、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以及它們之間的夥伴關係在國際上實行營利資本主義(政府乾預有限)。當民族主義經濟政策擾亂全球供應線、挑起貿易和關稅「戰爭」並合理化政府對個別企業的攻擊時,全球化的受益者會感到哀嘆。美國跨國公司可能會根據最能支持他們所青睞的全球化的方式,將捐款分配給川普與拜登、共和黨與民主黨,以及他們龐大的媒體支出。
到目前為止,川普政權在取悅基層的民族主義言論和對全球化美國資本主義的必要屈服之間搖擺不定。該政權希望 2017 年底大規模的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減稅能夠換來跨國企業對民族主義轉向的默許。這個希望還沒有實現。相反,我們有不穩定的川普政策。首先,它承諾全球妥協和復興世界貿易和投資,然後它指責不值得信任、邪惡的貿易和投資夥伴。它既提高又降低關稅,並威脅徵收關稅,其順序往往令人眼花撩亂。
只有部分美國企業界只專注於國內市場或不依賴進口投入。這些部分本身仍然太小,無法支撐川普轉向民族主義。考慮一項統計數據: 關稅占美國進口價值的比例從內戰後的近 50% 下降到 1.2 年的 2008%。在美國近代歷史中,對經濟民族主義至關重要的保護主義基本上被拋棄了。因此,將美國轉向經濟民族主義的政治計畫對任何政府來說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關鍵問題是,是否有足夠的美國企業可能會改變其對全球化的多層次投資,並成為民族主義轉向的支持者。
答案取決於資本主義競爭。自 1970 年代以來,美國企業的競爭性成長機會主要集中在自由貿易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的技術變革和外國投資。電信、網路、社群媒體、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繼續推動利潤豐厚的產業。將以前位於美國的生產轉移到國外並為快速增長的國外市場生產已經並且仍然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全球化已成為現實,也是隨之而來的政策勢在必行,尤其是在過去的半世紀。
但美國過去 50 年的全球資本主義領導地位現在正在衰退。 最近的一篇外交文章 斷然宣稱美國霸權正在結束,並且「不會回來」。中國是主要競爭對手,但其他國家也正在部署或威脅很快部署有效的競爭對手。如果一家美國跨國公司正在失去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它可能會支持民族主義措施,使其能夠以特權、歧視性的方式進入仍然龐大的美國市場。如果美國跨國公司透過民族主義獲得進入成長緩慢的美國市場的特權,並且/或如果中美敵對行動加劇,美國跨國公司可能願意將爭奪快速成長的中國市場的競爭留給其他公司。如果美國政策的民族主義轉向與美國政府的大規模新補貼和對美國跨國公司的進一步減稅相結合,後者可能會支持民族主義政策轉向。如果他們這樣做了,這將標誌著美國企業的高度絕望。
美國的民族主義轉向或多或少會引發其他地方同樣的、報復性的民族主義轉向。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參與國都可能遭受經濟損失。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他們的商界和主要政界人士——正在密切關注川普的外貿和投資政策的演變。他們不願承擔國內可能出現的民族主義轉變的巨大成本。他們正在等待,看看川普迄今為止模稜兩可的做法是否會在未來幾年強化為美國的主導政策,無論川普是否在任。拜登的勝利可能會放棄民族主義轉向,並重申川普先前的基本支持全球化的共識。但話又說回來,如果以另一種方式面臨企業壓力,中間派民主黨人可能會屈服。
也許該計劃(即使尚未明確和有意識)是重建美國霸權。這一次,「多邊主義」將不再是維持它的機制。這種方法在過去 75 年裡一直很有效,但現在可能已經失效了。新的美國民族主義可能會以雙邊「夥伴」的身份讓世界其他地區(國家或地區)處於從屬地位。也許這樣的計劃可以在不損害全球主義者基本利益的情況下獲得民族主義者的忠誠。
簡而言之,全球資本主義崩潰和氣候變遷對世界貿易和投資帶來的壓力不僅僅是病毒性大流行。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是否產生瞭如此多的受害者和批評者,以至於無論如何重新配置它都無法生存,這一問題也是如此。如果是這樣,隨之而來的轉型是否會繼續堅持資本主義,但放棄“全球化”,而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資本主義相互競爭的緊張而危險的世界?或者,我們會看到後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轉變,該體係由組織截然不同的企業、政治機構(包括民族國家)以及生產資源和產品在其地理範圍內的流動組成?
革命的可能性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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