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溫哥華冬奧會剛結束,我想詳細說明 Michael Albert 在 2006 年都靈冬奧會期間撰寫的 ZNet 評論。艾伯特於 19 年 2006 月 XNUMX 日發表的題為“奧林匹克帕雷孔”的評論部分說道:
「左派人士應該認識到,這種情況的發生(那些宣揚『勝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得好』的運動員被認為是可悲的)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野蠻的市場經濟中,在這種經濟中,勝利就是一切的信條“這是由市場邏輯強加的。如果我們在體育領域否認這一點,我們可能會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否認它,這是一個難以容忍的危險前景。”
我同意,由於許多重要原因,市場必須被廢除和取代。圍繞著參與式社會的項目,包括參與式經濟學,無疑屬於關於更公正的後續經濟和社會的更詳細的建議。但在他對奧運的評論中,阿爾伯特似乎暗示體育本身本質上不會改變,即使圍繞體育的經濟將轉變為參與性經濟。我們大概仍然會有體育和比賽,大概帶有競爭精神,有贏家和輸家,即使我們有工作平衡願望和授權,按努力和犧牲獲得報酬,以及參與性計劃而不是市場或指揮計劃。
這兩個體系──當代競技運動和參與經濟學──各自遵循不同的邏輯。比方說,在冬季奧運的競技曲棍球比賽中,你有一支球隊最終獲勝,也有一支球隊在試圖取得結果的過程中最終輸掉比賽(例如,贏得金牌比賽)奧運曲棍球錦標賽)不能由兩支球隊共享。另一方面,在參與式經濟學模型中的參與式規劃領域,你有一個可以而且必須由所有參與者共享的目標:參與式規劃中的所有參與者都以消除過剩的經濟需求為共同目標。所有參與者要么因實現這一目標而全部獲勝,要么因未能實現這一目標而全部失敗。 (這讓人想起喬姆斯基的名言:「即使一個孩子餓著肚子上床睡覺,整個經濟體係也會是一場徹底的災難。」)
參與參與性社會計畫的左翼積極分子致力於將帕雷康所使用的這種團結邏輯應用到經濟以外的其他社會領域,這實際上足以寫滿一本書(真實的烏托邦,克里斯·斯潘諾斯編輯)。但我們這些參與這些計畫的人應該尋找其他領域來填補這種邏輯,我們可以追求的一個方面是使這種邏輯適應我們所玩的體育和遊戲。我們不應該進行只有一個贏家和一個或多個輸家的體育和遊戲,而應該發展和鼓勵每個人都贏或每個人都輸的體育和遊戲,反映參與性經濟學和參與性社會的邏輯。
我可以想像很多人讀到這些話時可能會認為這個提議以及一般的體育和遊戲只是浪費時間。鑑於我們所有人都面臨的集體問題的緊迫性和規模,誰有時間玩愚蠢的遊戲? (更不用說溫哥華奧運會外的抗議活動以及對試圖跨越美國/加拿大邊境報道這些抗議活動的獨立記者的鎮壓。)
但體育和比賽往往成為社會許多方面的非正式訓練場。有時它們並不那麼非正式——美國警察和軍隊多年來一直使用零售第一人稱射擊視頻遊戲作為培訓工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體育和遊戲現在和過去都非常受歡迎,忽視它們也忽略了擴大推廣的潛力。如果我們希望有機會改變社會,我們需要擴大我們集體活動家的影響力,超越眾所周知的合唱團。這意味著接觸人們及其興趣所在,對許多人來說,其中包括體育和遊戲。
其好處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是深遠的。首先,對「團結遊戲」的強調可以為活動人士起到非凡的破冰作用。與其試圖透過難以閱讀的宗派報紙或醜陋的、充滿拼字錯誤的傳單來接觸“普通人”,為什麼不使用遊戲來代替呢?遊戲可以為參與式社會計畫渴望建立的「人人贏或人人都輸」的邏輯提供訓練場。從我們鼓勵的遊戲類型到我們在經濟、政治、親屬關係和社區中鼓勵的更大的新系統,這可能是一個更容易的過渡。
反對追求團結遊戲的一個論點是,沒有人會對非競爭性遊戲感興趣,因為它們不好玩。但僅僅因為遊戲具有競爭性並不能保證它會很有趣。同樣,僅僅因為遊戲遵循團結邏輯並不意味著它就一定是沉悶的。這一切都取決於遊戲。
那麼參與式遊戲的具體例子有哪些呢?讓我們把目光轉向冬季奧運。比如說,以高山滑雪(2010 年溫哥華奧運比賽項目中第一個列出的運動項目)為例,競技遊戲會讓運動員輪流嘗試進行迴轉或速降,希望能跑得盡可能快,並且肯定比其他運動員更快地獲得了一塊無法分享的金牌。高山滑雪的團結遊戲版本可能會讓參加迴轉比賽的運動員齊心協力,以實現運動員自己提前決定的集體共享滑雪時間。如果他們做到了,所有參賽者都會贏得金牌。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就沒有人明白。
在我的 ZNet 部落格上,我寫了一篇名為 Solidarity Poker 的遊戲(規則在線: http://bit.ly/bHET3q),在芝加哥地區參與式經濟學會的會議上,我教授並玩過團結拼字遊戲(玩家玩拼字遊戲,但共同努力覆蓋拼字遊戲板上的八個三重詞得分方塊- 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都會贏;如果他們並不是都輸了)。
團結遊戲乍聽之下可能過於嚴格,有點平淡,甚至有些做作,但這將是這種團結邏輯在體育和遊戲環境中的延伸。有一天,它甚至可能超越單純的運動和比賽,幫助建立人類在不穩定的未來生存所需的團結。
米切爾·斯澤潘奇克 (Mitchell Szczepanczyk) 是一位廣播節目主持人、電視製片人和媒體問題上的政治活動家。他是 CAPES(芝加哥地區參與式經濟學會)團體的共同創辦人,並與 CAPES 圍繞參與式經濟模型組織了活動。